2024年，非洲内部贸易额达2034亿美元，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，占非洲贸易总额的比重回升至15%。单看比例，这似乎不高——欧盟内部贸易占比超过60%，东盟也在25%左右。但若把时间轴拉长，你会发现这条曲线背后藏着非洲经济的深层脉动。

2021年至2023年，非洲内部贸易占比多年在13.4%至14.2%之间徘徊。2020年至2022年，当全球供应链陷入混乱时，非洲内部贸易额却从1342亿美元升至1883亿美元。2023年全球贸易降温，非洲内部贸易额仍稳在1892亿美元高位。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老话：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外部市场震荡时，区域内需求反而成了稳定器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贸易结构。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报告显示，2019年至2023年间，制成品占非洲内部出口总额的46%，食品类产品占21%，燃料类产品占20%，矿石和金属仅占7%。这表明，非洲内部贸易的商品相比对外贸易构成更加多元，产业关联性也更强。实际上，非洲内部贸易中制成品的比重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。例如，2007年至2011年间，制成品约占非洲内部贸易的43%，明显高于同期非洲对外贸易中14%的水平。

五大区域：

一幅发展不均衡的拼图

南部非洲拥有非洲最成熟的工业基础。南非如同棋盘上的“车”，以其完善的港口、铁路网络和制造业体系，辐射带动周边国家。323亿美元的区域内贸易额背后，是机械设备、化工产品在赞比亚、博茨瓦纳、纳米比亚之间的高效流动。

东非区域内贸易额从2020年的167亿美元到2024年的256亿美元，53.3%的增速令人注目。这里的秘诀在于“软硬结合”：硬件上，一站式边境哨所让卡车通关时间从数天缩短至数小时；软件上，东非共同体的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建设，让人员、资本、货物像活水般流动起来。

西非281亿美元的区域内贸易规模不可小觑，但年度波动极大，单一货币“埃科”计划多年推而不动。好在跨境农业价值链合作等新思路正在萌芽，科特迪瓦和加纳从“可可竞争”转向“协同加工”，让人看到突破传统模式的希望。

北非193亿美元的区域内贸易额，与其庞大的经济体量相比仍显单薄。长久以来，地中海对岸的欧洲市场吸走了太多注意力。但转变正在发生：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（AfCFTA）推进，埃及的化工品、阿尔及利亚的石化产品开始更多向南寻找市场，一条纵贯撒哈拉的贸易新轴心若隐若现。

中部非洲区域内贸易额仅有46亿美元。这里不缺资源——刚果（金）的矿产、加蓬的木材、中非共和国的钻石，但薄弱的基础设施和脆弱的政治互信，像一道道篱墙将各国隔开。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（ECCAS）的无力折射出“有资源无联通”的困境。

站在2026年的门槛回望，非洲内部贸易的机遇前所未有。AfCFTA已从蓝图逐步落地：截至2024年底，44个国家批准了泛非支付结算系统（PAPSS），跨境结算开始“去美元化”。15亿多人口中，70%在30岁以下。这群伴随移动互联网成长的Z世代，对本土品牌、快消品、电子产品的需求，正在催生一个规模空前的消费市场。从坦赞铁路的现代化改造，到阿比让—拉各斯走廊建设，跨境基础设施项目正从纸上走进现实。

然而挑战同样不容小觑。除了物流之痛外，隐形壁垒同样棘手：直到2025年底，肯尼亚才结束长达24年的食糖产业保护；2026年4月，纳米比亚、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相继对来自南非的蔬菜、水果出口实施限制措施。产业同质化导致贸易“内卷”：多国依赖同类初级产品出口，难以与邻国形成互补。支付与金融短板掐住中小企业咽喉：尼日利亚奈拉汇率剧烈波动，让一笔6500万美元的巴士订单价值缩水三分之二，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。金融基础设施缺失，让贸易风险成倍放大。政治与安全变量始终悬在头顶：2025年坦桑尼亚大选期间，边境突然关闭导致铜矿运输通道中断。这提醒人们：在非洲，贸易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。

中企如何融入非洲内部贸易

首先，从“走进非洲”转向“融入非洲网络”。中企未来更应关注如何借助非洲内部网络。例如，在科特迪瓦加工农产品可覆盖西非，在肯尼亚建立分拨中心可服务东非。这种“枢纽+辐射”模式能极大降低物流成本，提高市场响应速度。再如，与非洲本地商会、物流企业、金融机构建立伙伴关系，借助本地网络降低进入成本。

其次，重点关注“贸易服务”这片蓝海。非洲内部贸易最大的痛点恰是中国企业的优势所在。中企在跨境物流、数字支付、贸易信息平台、标准认证服务等方面都大有可为：参与经济走廊、物流枢纽、冷链设施建设运营；将中国成熟的移动支付经验适配非洲跨境场景；搭建连接非洲买家和卖家的B2B数字市场；帮助非洲产品达到区域统一标准，获得“贸易护照”等。

最后，把握“本地化加工”的政策窗口。AfCFTA原产地规则鼓励本地增值，这与中国产业升级和产能合作方向高度契合。企业可将贸易与投资结合，将商品出口逐步升级为技术合作、本地生产、服务配套的综合模式。

〔刘青海系浙江师范大学“双龙学者”特聘教授，凌怡单位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；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中国在非企业本土化发展研究（24AGJ016）”的阶段性成果。〕